大变局叠加大变革，这场国际传播研讨会信息量极大！******
中新网北京10月1日电 当前，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媒介生态不断变革，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当大变局叠加大变革，如何认清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平台、海外华文媒体的相关负责人与权威专家学者一道，把脉新时期国际传播的“道”与“术”。
以下为部分嘉宾观点摘录：
图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
要认清当前网络国际传播的短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主战场和主渠道，但要看到，在全球事务中，怎么充分发挥和表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在内容生产上还有短板；此外，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我们缺乏自主可控的平台。他提醒，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图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
应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应认识到，国际舆论已经不是西方舆论，除了关注世界格局变化之外，我们应该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关注这些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他还提醒，国际传播应瞄准海外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
国际传播话语方式应该“变中求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认为，如今，国际传播态势发生的变化之一是，懂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表述方式也出现了新诉求，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的话语方式，“中话西说”既要注意适配已经适应外语表达方式的海外华人需求，还应该研究如何向越来越多懂中文的外国人做传播。
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4个i”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表示，在人类面临更多不确定和挑战的今天，如何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真诚对话，实现互鉴互学、和而不同，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议题。“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她将讲好中国故事概括为“4个i”：Initiative Narrative of China：原创价值的中国叙事；Innovative Story-Driven Database：故事导向的数据创新；International Public-Service Platform：面向国际的公共服务；Intellectual-Property Development Strategy：聚力IP的发展策略。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
国际传播应“入眼”“入心”“可持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表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融合开展国际传播，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他表示，普通公众可以通过国际社交媒体，以个体身份进入社会信息的交互传播，其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过去那样巨大。国际传播活动要把传播的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图为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分享案例。中新网 李太源 摄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
突出侨海特色，用“新”讲好中国故事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重视发掘“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此外，重视出圈出海的新渠道，探索以网为媒、以人为桥的国际传播新范式，发挥人脉建设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图为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
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
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表示，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他认为，要快速准确地抢占话语阐释权，并力求把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要从受众出发，考虑到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文化习惯，还要让外国人讲，积极联系外国政要、智库专家、大V、网红以及Z世代年轻群体，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让有影响力的人影响更多普通人。此外，做国际传播，还必须寻找共同的关注点和关联处。
图为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
互动式话题设置能为正能量内容传播发酵赋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说，微博有5.82亿月活用户，遍及海内外。微博具有独特的广场式社交特点，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地带动用户参与话题的讨论，也为推动正能量内容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发酵赋能。
图为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
用短视频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
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作为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短视频能够降低用户获取信息的门槛，帮助用户更快速地了解资讯内容，应利用短视频快速、简单、易懂的特点，采取多种传播手段并邀请专家进行更贴近用户视角的新闻解读，让政策能够更好地向下传播。
图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
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表示，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将加强策划，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更要见魂。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突出话题特色，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凸显“一国两制”事业的行稳致远。
图为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
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
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时不能自说自话，民间传媒的角度不能太官方。他还表示，礼让谦和、避免冲突是我们的伦理基础，但是舆论恶意攻击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所以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这不仅会赢得国家尊严，同时也会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赢得空间。
图为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
华媒在海外发声特别要讲求公信力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公信力十分重要。她表示，海外华媒要有影响力，就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例如，不能为了博取某些外国人的关注，就故意贬低中国、抹黑中国，也不能为了网络舆论造势，故意贬低所在国。
图为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
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的接受度高、敏感度强，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在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他们也能获得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应让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一环。
图为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
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的最好桥梁
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海外华文媒体不仅是华侨华人故事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他介绍，近年来，鹰龙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图为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
华媒发声，要善于进行有亲和力的国际传播
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说，海外华侨华人现在已经无缝对接国内的新闻渠道，如今，海外华媒的工作重点已经不仅仅是影响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看法，华媒的传播优势和着力方向在于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
图为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线上发言。中新网 李太源 摄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
讲好中国故事，先要理解国情和历史
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舆论斗争非常复杂，越是困难越需要沟通对话，越需要国际舆论引导，越需要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她表示，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
图为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
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华裔青少年的教育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国际传播要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影响，传播者在内容编辑与编排上要与国际接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在传播方式上，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向“一起讲”，从“讲历史”转向“讲现代”和“讲未来”。此外，应该重视华裔青少年群体，让他们学好中国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图为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线上发言。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
中华文化类节目让澳门观众感受到祖国一家亲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表示，澳广视积极将内地的新闻资讯、文化信息传播给澳门市民，并积极将澳门和内地的声音、形象传播出去，以理晓悟，建构文化桥梁。她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完)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
